民國主要書法名家簡介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陝西三原人，祖籍涇陽。原名伯循，字誘人，爾後以「誘人」諧音「右任」為名；別署「騷心」、「髯翁」，晚年自號「太平老人」。中華民國開國元勛之一。于右任早年系中國同盟會成員，民國成立之後長年在政府擔任高級官員，尤擔任監察院院長長達34年。同時也是中國近代知名的書法家。于右任長髯飄飄，是其一大特徵。
于右任1932年在上海創辦標準草書社，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整理、研究與推廣草書，整理成系統的草書代表符號，集字編成《標準草書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書局初版），影響深遠，至今仍在重印。著作《右任詩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標準草書》等。
于右任臨終詩「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海茫茫，山之上，有國殤。」
弘一法師（1880-1942）俗名李叔同，浙江平息人，生于天津。既是才氣横溢的藝術教育家，也是一代高僧 。
“二十文章驚海内”的大師，集詩、詞、書畫、篆刻、音樂、戲劇、文學于一身，在多個領域，開中華燦爛文化藝術之先河。他反中國古代的書法藝術推向了極至，“樸拙圓滿，渾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現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師一幅字為無上榮耀。他是第一個向中國傳播西方音樂的先驅者，所創作的《送别歌》，歷經幾十年傳唱經久不衰，成為經典名曲。同時，他也是中國第一個開創裸體寫生的教師。卓越的藝術造詣，先後培養出了名畫家豐子愷、音樂家劉質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苦心向佛，過午不食，精研律學，弘揚佛法，普渡眾生出苦海，被佛門弟子奉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盡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是中國絢麗至極歸於平淡的典型人物。太虚大師曾為贈偈：以教印心，以律嚴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 趙樸初 先生評價大師的一生為："無盡奇珍供世眼一輪圓月耀天心。"
被豐子愷稱為“文藝的圓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的李叔同，由于種種原因而走上了世俗眼光中的消極人生之路，1918年，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門，做了一個名“演音”、号“弘一”的僧人。一名曾經純正而且優秀的藝術家，穿上百衲衣後，從觀念到行動皆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斷絕塵缘，超然物外，幾乎廢棄了所有的藝術專長，耳聞晨鐘暮鼓，心修律宗禪理，藝術家的李叔同變成了宗教家的弘一法師。
諸藝俱疏，唯有書法一事未能讓弘一割捨，伴他直至圓寂于泉州不二寺。在弘一60餘年的生命歷程中。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動。由此可見，書法在他心目中占有的地位了。弘一習書始于少年，初學篆書，從津門名士唐敬嚴學習書法篆刻，打下了扎實的功底。再寫隸書，后入楷、行、草諸體，尤對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認真臨寫，形成他勁健厚重的書風。有人將弘一書法風格演變分為三個階段：初由碑學脱胎而來，體勢較矮，肉較多；後肉漸減，氣漸收，融入楷意；再後來字變修長，呈瘦硬清挺之太。其實，從大的審美風格來審視弘一的書法，分為出家前和出家後兩個階段，即勁健與平淡兩種格調，似乎更為恰當。
為僧以前，弘一書法有絢爛之致，遁入空門做了和尚，書風突變，棄之崢嶸圭角，行之以藏鋒稚拙，轉入禪境的雅逸恬淡，枯寂孤清。這種巨變，來源於觀念上的變化，亦即是人的變化，在俗是李叔同，離俗則是弘一法師，書寫的目的發生了質的改變。隔斷塵缘的弘一，不再自視為藝術家，作為“寫心”的書法藝術，在其觀念中自然亦棄於以往；握管寫字，首先是一種“廣结善缘，普傳佛法”的宗教活動和需要，而作為藝術的書法已退居其次，書法不再是藝術的自覺產物，而是宗教中的藝術品，其藝術價值是作者的不自覺表現而又經後人的審美接受才得以實現的。縱觀弘一遺墨，清静似水，恬淡自如，實是禪修的结果。“刊落鋒穎，一味恬静”，清逸的線條泯滅了個性，是禪心的跡化，是期於一種宗教式的“大我”的永恒之境，是造“平淡美”的極致。
作為高僧書法，弘一與歷史上的一些僧人藝術家存有差異，如智永和懷素，盡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們的一生並未以堅定的宗教信仰和懇切實際的宗教修行為目的，他們不過是寄身於禪院的藝術家，“狂來輕世界，醉里得真知”，這完全是藝術家的氣質與浪漫。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諷刺的意味是顯而易見的，他的畫作實在是一種發洩，是入世的，並未超然。比之他們，弘一逃禪來得徹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塵外，要為律宗的即修為佛而獻身，是一名純粹的宗教家。
書法是心靈的跡化。弘一書法由在俗時的絢爛到脱俗後的平淡，是修心的結果，是大師心靈境界的升華。弘一在致許晦廬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來二十餘年，于文藝不復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況乎出家離俗之侣；朽人昔嘗誡人云，‘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即此義也。”修身重於修藝，修藝賴於修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將人生、藝術、禪修，有機自然地統一起來，他的書法在心靈升華的同時亦得到了升華，葉聖陶在談弘一晚年書法時說：“弘一法師近幾年的書法，有人說近於晉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實在說不出。我不懂書法，然而極喜歡他的字。若問他的字為什麼使我喜歡，我只能直覺地回答，因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謙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顏悦色，在那裡從容論道。……毫不矜才使氣，功夫在筆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這段話道出了弘一書法所臻至的審美境界。這樣的欣賞，已經超越了書法的一點一線，而是深入書法的本質——文化觀念的價值。
曹秋圃(1895年,臺灣臺北~1993年,臺灣臺北)書法家、書法教育家。初名阿淡，後改名容，字秋圃，號菊癡，書齋號澹廬，別號老嫌，禪室取名莫齋。名字、別號和室名皆出自北宋韓琦「莫嫌老圃秋容澹」一詩句之倒讀。日治時期第一年（1895年，明治28年）出生於臺北大稻埕（今臺北橋頭迪化街一帶）。年幼即識得眾多漢字，被譽為神童。10歲拜晚清秀才何誥廷為師，學習古文。後從陳作淦、陳祚年、張希袞諸先生問學，兼習書法。18歲受聘桃園龜崙嶺設帳傳經，並教授書法。詩文享譽文壇。1929年（昭和4年）舉辦首次書法個展於臺北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同年成立「澹廬書會」，從事專業化書法教學，此後作品多次入選日本書道展，當時在臺之日本文人，如臺北帝國大學（今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伊藤猷典、教授中村喜代三、桑田六郎、後藤俊瑞等人也慕名面請指授書法。其後日本政壇重要人士頭山滿，設立「頭山書塾」於東京，獨對曹秋圃詩書特別傾心，1940年延聘為該書塾書法講師，並兼任大藏省附屬書道振興會講師，旅日6年，結交日本書壇重要書家、名流，以學、藝服人，使日本人對臺灣書壇重新評估。戰後，曹秋圃返臺重整澹廬書會，並參與「中國書法學會」（1962）的發起，對臺灣書法教育的貢獻不遺餘力。
終身奉行「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的信念，認為人品高，書品自高，「使千百年後披閱之，如晤對其人，令人正襟起敬。」以達到藝因人傳的高尚境界。倡導「書道禪」，使書道與禪理互相參悟，實踐古樸厚實的書法路線。
精擅各體書法，獨對北魏碑刻以為俗工所為不足取法，其楷書師法唐朝顏真卿、柳公權體勢，始終未受清末以來盛行的六朝碑風影響。隸書成就最高，主要得力於漢隸《張遷碑》。一生以書生自許，律己甚嚴，自奉簡樸，畢生精研書法，從事教學，是近百年來臺籍書家之翹楚。
溥心畬(1896--1963)，名儒，又號羲皇上人、西山逸士。生於 1896 年，卒於 1963 年；出身滿族皇室，是清朝道光皇帝第六子親王的次孫。曾以畫名與張大千並稱「南張北溥」。又與吳湖帆並稱「南吳北溥」。
溥心畬自幼飽學，稍長專心研究文學藝術，1911年入貴胄政治學堂，畢業後再入青島德國威廉帝國研究院，又留學柏林大學，學習天文和生物，獲得博士學位，他也精通經史和書畫，回國後先住清河二旗村，後隱居戒台寺十年，從此專事繪畫，以賣書畫自食其力。解放前夕出海舟山，遠居臺灣，於 1963 年病故。
溥心畬善山水、人物、花鳥、走獸，山水以「北宗」為基，筆法以「南宗」為法。注重線條鉤摹，較少烘染。書法習柳公權，裴休出，略近成親王而風骨過之。行草學二王、米芾，飄灑暢酣，他主張樹立骨力，善於取勢，主張書小字必先習大字，心經筆法，意存體勢，這樣才無輕率之病，書法剛健遒美，秀逸有致。溥心畬不僅書畫好，而且從小即通詞詩，詩詞典籍，他晚年在臺灣對弟子說，如果有人稱他為畫家，不如稱他為書家，如果稱他為書家，不如稱他為詩人，這恐怕不是自負，而是畫家更看重自己的詩心，同時也更說明藝術自來是詩、書、畫、印密不可分的。
他的《凝碧餘音》詞集是解放前作的。全書麗辭雅句，比比皆是，讀來朗朗上口，清逸風流，尤其是那寫景的章句，更是出奇制勝，令人讚賞不已。溥心畬主張寫實，他以為寫實造型不僅要觀察自然，更要用心思考、深入理解：「畫山水花鳥，如身在畫中，心悟神契，體物察微，如臨其境，慎思明辨，必期一樹一石，無違於理。孟子曰：思則得之。」書畫要憑感覺，感覺得深刻，才能表達得深刻，而深刻的感覺在於理解。浮光掠影式的感覺，在繪畫過程中是靠不住的。理解了才能更深切地感覺到。溥氏作畫筆少而神完，筆簡意不簡，簡而不單，在於他用筆能以一當十。這以一當十的能力，不單是技法的訓練，更在於他善於思考。
臺靜農(1902--1990)，原名傳嚴，字伯簡，20年代初改名為靜農，晚號靜者，筆名有青曲、孔嘉、釋耒等。1902年生於安徽省霍邱縣葉家集鎮，為當地世家。
臺靜農幼年就學私塾，1914年進入明強小學就讀，接觸到嚴復譯自西學的文章。1918年考入湖北省漢口大華中學，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與同鄉同學創辦《新淮潮》雜誌，並因為風氣的影響而放棄練習書法一段時間。1922年，他考取北大中文系的旁聽資格，於1924年成為研究所國學門的研究生，與常惠、莊嚴、董作賓等友人在沈兼士主任的帶領下，各自擔任風俗、歌謠、考古和方言等研究會的事務員。北大期間，莊嚴與臺靜農已經是一同研究書藝的諍友。於南京時，結識第一位文學夥伴王魯彥。
1925年，經小學同學張目寒引介，初識魯迅，並一同成立《未名社》。1927年，因為劉半農的推薦，他開始擔任北京私立中法大學中國文學系的講師，從此踏入杏壇，爾後，先後在私立輔仁大學、廈門大學、青島國立山東大學和私立齊魯大學等校任教。1928年，臺靜農參與「北京文物維護會」，同時莊嚴發起「圓臺印社」，影響臺靜農未來的刻印生涯。任職期間，他結識了溥伒、溥心畬、馬叔平、王福厂和老舍等人。
1937年，臺靜農與家人一同遷往四川大後方，並在此遇到隱居的陳獨秀。1939年擔任國立編譯館專任編譯的期間，他開始整理漢簡資料，並寫成《兩漢簡書史徵》，漢簡的風格影響他後來對於書法筆勢的經營。1942年，應胡小石之邀，臺靜農前往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國文系擔任教授，從胡小石那裡借來許多碑帖進行臨摩，張大千也陸續以倪元璐的法書作品贈之，勉勵臺靜農習得倪書的精華。
1946年，因魏建功推薦，而渡海前來臺灣大學任教，1948－1968年擔任中國文學系第三任系主任，中文系的學風與規模賴其奠基，貢獻卓著。1973年，臺大贈以名譽教授榮銜。1975年，他接受莊嚴的邀請，參加「忘年書會」的展出，這是他首次對外的書法展覽。
1981年，日本書道研究所透過江兆申的聯繫，促成《書道グラフ特集：臺靜農教授の書法》這第一本介紹臺靜農書法的專輯，並在日本發行。1982年，臺靜農應歷史博物館之邀，舉辦生前唯一一場書法個展。
1990年病逝於臺北，享壽89歲。
臺靜農的書法，啟蒙自其家庭環境，父親雅好書藝，除了收藏法書碑帖外，本人也善書。受其父親影響，臺靜農最早臨摹的作品為顏真卿的《麻姑仙壇記》和《爭坐位帖》、東漢《華山碑》以及清代鄧石如的隸書作品。四川時期與書法家朋友的接觸以後，才真正開始鑽研書法。其書風曾經受到魯迅、陳獨秀、沈尹默和胡小石等人，以及元代倪元璐與清代王鐸等書風影響，來臺任教後，他寄情於書法，經潛心吸收多家精華後，發展出獨具的風貌。有《地之子》、《建塔者》兩部短篇小說集、論文〈從「杵歌」說到歌謠的起源〉、《龍坡雜文》與《靜農論文集》等作品行世，並曾擬撰中國文學史稿，過世後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陳雲程(1906--2009)一九○六年生於新竹的書香世家，父親陳雨亭是前清秀才，雖然陳雲程幼年就讀的是日本學校，但在父親的要求下，也讀漢書，且從八、九歲開始練字。為了訓練他習字，父親曾打造一枝「鐵筆」，每日清晨起床，陳雲程就得拿鐵筆練字，從臨摹過程中訓練指力、腕力和臂力，奠定深厚的書法基礎。
二○○二年為總統府外賓會客室「台灣綠廳」揮毫墨寶的台灣書法家陳雲程，日前因肺炎病逝台大醫院，享年一○四歲，家屬訂於八月十五日上午，在台北市濟南基督長老教會舉辦告別式。 陳雲程人稱「雲老」，楷、行、草書兼善，其中又以草書最為聞名，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宜蘭台灣民主紀念館館名都由他題字。 陳雲程一生淡泊名利，多數時間浸淫在書法的鑽研，他的書法結合二王、于右任及日本書道的特色，線條率真，以狂草著稱，已故台灣書法家曹秋圃就稱賞他「狂雲」。然而，陳雲程認為即使是「草書也不能亂草」，寫字還是要「守規矩」。 二○○二年，在前故宮院長林曼麗穿針引線之下，當時九十八歲高齡的陳雲程，以摘自明代呂坤「呻吟語」中「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這段文字，寫成一幅狂草作品，被懸掛在總統府外賓會客室「台灣綠廳」。二○○五年第三屆的「總統文化獎」，陳雲程獲頒「百合獎」。
Ps. 三漢史簡介
史記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大約卒于漢武帝征和三年。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曆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侯，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跡，採集傳說。通過對歷史遺跡和西漢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後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司馬談死後，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司馬遷編寫《史記》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天漢二年，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於是，司馬遷說，李陵投降，是因為眾寡不敵，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替李陵回護開脫，貶責漢武帝的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於是，把司馬遷投進監獄，處以腐刑。三年後他被赦出獄，更加發奮寫作《史記》。大約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司馬遷死後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諸於世。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漢 書
繼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後，班固撰寫了《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父親班彪是一個史學家，曾作《後傳》六十五篇來續補《史記》。《漢書》就是在《後傳》的基礎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那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絕無僅有的女作者。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它的記事始于漢高帝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勳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
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准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許可權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
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
《漢書》喜用古字古詞，比較難讀。
後漢書
《後漢書》九十卷，南朝宋範曄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出身於一個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甯曾任晉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書。《十三經注疏》中的《谷梁傳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為基礎寫成的。他的父親范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覽群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範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一直以名門之後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節，仕宦不甘居人後，著述也不甘居人後。以此成名，也以此喪身。
元嘉九年，範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范曄鬱鬱不得志，就借助修史來寄託他的志向，開始寫作《後漢書》。
元嘉二十二年，當他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時侯，有人告發他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謝儼怕受牽連，毀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後漢書》只有紀傳部分流傳了下來。
在範曄《後漢書》之前，已問世的有關東漢歷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範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後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範曄《後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盛行於世。而諸家《後漢書》，除袁宏《後漢紀》外，都相繼散亡。於是範曄《後漢書》成為我們現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
範曄《後漢書》的記述，起于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於漢獻帝禪位於曹丕，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
九品中正制
曹丕是三國時魏國的建立者，又是文學家。曹丕即位後，頒佈了“九品官人法”，這是對過去曹操選拔官吏辦法的一種改變。這種方法的內容是：各州郡由有聲望的士族出任“中正”。“中正”將當地的士人按才能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朝廷對官吏的選用就根據“中正”的評定來決定。實行“九品官人法”本來是為了更好地為朝廷選拔官吏，但是，由於“中正”都是各地士族大地主，他們互相聯絡、包庇，選人並不看才能，而看重門第、出身。
從此，官吏的升降，不是憑才能，看政績，而單純以家世高低為准。出身微賤的人不能入品，低級士族只能列在下品，這就確立和鞏固了士族門閥的政治上的特權。這在歷史上是一種倒退(亦成為拋之不去---因之沿襲/習的---"歷史文化"包袱)。
